日本学习德国什么？
日本在战后经济迅速腾飞的过程中，确实借鉴了德国很多经验和制度，但是也有很多独特之处。 首先是在工业领域，德国二战前就已经形成了以汽车、机械制造为中心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而日本则是在战后利用美军占领时期提供的低利息贷款和工业原料，全力发展重工产业，尤其是在钢铁、化学、金属冶炼等行业，借助欧美技术以及工人的熟练度，快速实现了产能提升。
当然，两国的重工产业都有很强的军事属性，因此战后经济复苏中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规律也是各国通例。但不同的是，美国重工业恢复靠的是消费拉动，大量国民消费支出带动了汽车、家具等制造业的发展；而日本是政府主导型复苏，铁路、桥梁、水电等各种基建项目如火如荼，重工业尤其是钢铁、化工和造船成为了支柱产业。
其次是财政金融领域。虽然二战后日本一直致力于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但是与德国相比，仍然是行政干预色彩更浓。尤其是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日本央行长期维持着极低利率的政策，以财政预算赤字方式大力刺激固定资产投资，推动GDP增长。从市场导向来看，这显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财政投资拉动模式的确是日本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并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关键所在。
再次是日本独特的职业发展路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的劳动者和企业之间形成了所谓“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职业发展机制。员工进入企业后被固定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企业根据员工的工作年限和工作表现确定其工资水平，并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保持这一标准。在这种制度体系下，员工收入有保障，失业风险极低，由此带来的安全感和满足感也极大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对于企业而言，员工职业的稳定保证了企业劳动力的稳定性，同时也减少了培训新人的成本和由于人才流动所带来的各种损失。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职业发展路径现在已经在日本逐渐瓦解了，随着老龄化和社会少子化问题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最近日本一直在讨论废除“终身雇佣制”。
德国政府向日本传授的管理河流的理念是：河流也应被视为生命体而享有生存权；在制定治河方案时，必须考虑到各种用途之间的平衡。为此，德国的河流管理包括6个方面的内容：
1、确保河流的安全，防止河岸决口和洪水泛滥；
2、确保水生生物和生态环境不受损害；
3、确保航道在安全前提下的运输通畅和效率；
4、在满足上述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沿河居民休闲和娱乐的需要；
5、在满足上述前提下合理利用水能资源；
6、合理解决不同河段之间的利益冲突。
作为德国境内跨省最大河流的多瑙河和第二大河流的莱茵河的管理经验，由于所积累的数据全面、翔实，而且管理比较成功，所以被日本政府选中，作为向德国学习的榜样。
德国的跨省河流的管理机构，是在所跨各联邦州政府代表的基础上，吸收环境和水生生物以及河岸土地所有者（含农民）代表参加的所谓“多方联络会议”进行管理。在这一机构当中，专家委员会负责方案策划和可行性论证，行政机构负责管理措施的实施，司法机构负责处理违规违法案件和纠纷。
按照德国的水管理法，沿河的1～2公里的土地为保护带，在保护带内，不允许兴建房屋和其他建筑物，不允许改变河流的自然形状和河床高度。而在更远些的地方，还规划有限制新建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的区域。
关于日本河川的治理，从幕府时代开始，就以安全防护为主要目标，而“治水三策”是日本治水的三部曲：一是“镇水”——以治水、防洪作为政策重心；二是“调和水”——将“镇水”和“利水”进行调和；三是“利水”——在“保全水”、“镇水”、“利水”中作最佳配置，“利水”是目的，镇水是手段，保全是根本。这三部曲不仅对日本的治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日本水利的发展同样如此。
日本治河的“镇水”工程主要以“围、堵、排”为主，以“疏”为辅。其修建的御水设施有堤防、涵闸、拦渠等。
“围河”工程量非常大，在江户时代末期，日本已修建堤防长达4153公里，日本政府为保证御洪设施的修建和管理，在1908年出台了《旧河川法》，规定御洪设施的修建和维护经费由国民承担，并确定了在防洪区域实施“占田补偿”、“堤防取土补偿”和“泛滥后损失处理”等救济制度。
据记载，在1917年（大正6年）日本河川堤防总长14951公里，海堤1954公里，护岸3159公里，护脚4152公里和江户湖堤1114公里，合计25330公里，约折合当时日本道路总长20025公里的1.25倍。
日本从1910年开始试行堤防补助金制度，1928年实施“特别河川制度”，由中央政府补助金和地方负担金修建和整修御水设施。堤防修建初期多采用以土石护坡的传统方法，以后改为石衬护坡，再后来又逐步全部用混凝脂和钢板桩等近代化设施所代替。
